在这一进程中，行政法学研究者勇于担当、积极探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

尤其是一些基层监察委，因缺乏专门留置场所而将决定留置的人员由看守所代押。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七、人权保障措施的协调衔接 犯罪侦查（调查）程序是公权充分运用、私权受到限制的程序，因此，配置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措施，是维系该程序正当性，同时保证取证质量的必为之举。对此，《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管辖规定》（高检发反贪字［2013］2号）第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管辖。职能管辖应当清晰，级别管辖应设基础规范，并案管辖应符合规律，地域管辖宜作出规定并反映案件特点。级别管辖，是不同层级司法机关的办案分工。要求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而非审查决定，妨碍了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功能的展开，不利于保障案件质量，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一条文中的依法提起诉讼应当修改为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这一规定采用了监察为主管辖原则。在第六章监察程序一章中，按线索管理、初核、立案、刑事立案、移送审查起诉的程序流程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斯蒂文森最后的结论是哥伦比亚特区的枪支管制法律合乎宪法。

新宪法的另一个普遍目的是促进普遍福利。重要的是，虽然Heller案并非无可挑剔，但至少能够与第二修正案的正确解释相兼容。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判决了一个重要的第二修正案案件——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以下简称Heller案）〔[2]〕，围绕控枪议题的社会争论达到了白热化。因此，接受这种文本结构划分模式，并以序言性条款约束实施性条款就是他为枪支暴力问题提出的治理策略。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误入了歧途。〔[124]〕 从宪法制定之前直到当下，美国法一直都深受英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他指出，对歧义文本进行解释的目标乃是认识立法者制定法律的意图和他们试图寻求的改善措施。第三，哥伦比亚特区的手枪禁令具有事实上的全面禁止效果，因而是违宪的。在这一点上，或许威廉姆斯是对的。人民为了自卫和州的防卫而持有武器的权利不容置疑。

最高法院就此打住，在多数判决内部与多数判决和异议意见的后果方面留下了相当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说，第二修正案阐述了一种持有和携带武器的公民责任（权利），以便公民能够参加民兵。〔[163]〕 事实上，我还可以引述更多制宪者的言论来证明他们的确认为持有武器这种先在的个人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自由免受政府干涉。具体而言，一边是持有和携带武器的宪法公民权利，另一边是公共安全的政府利益，而所谓的利益衡量实际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现实主义策略。

用当前社会科学中比较流行的话来说，斯蒂文森更重视修正案针对和要解决的具体和实际问题。一般来说，美国人都认为《邦联条例》是各主权州之间的一份契约，〔[142]〕这在联邦党人看来就是其最重大的缺陷之一，而联邦宪法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否定了这种美国政体的州契约模式。

除了负有界定两者界限的责任外，基思·惠廷顿认为，制宪者还将司法设计为一种保障联邦存续和安宁的机制。对Miller案的无偏见的解读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见解。

〔[7]〕作为拥抢派领袖的全美步枪协会（NRA）则针锋相对地发表报告，宣称守法的公民能够合理地使用枪支，他们需要用枪来打猎、运动，甚至在面对犯罪时进行自卫。在邦联议会召开期间联邦决定决定宣战之前，任何邦不得向任何船只和战舰发布命令，不得颁发海上缉拿外国船只许可证和报复敌国的拘捕证，只能与邦联议会召开期间联邦已经与之宣战的王国、国家及其臣民作战，并遵守邦联议会召开期间制定的规则，除非该邦受到海盗大肆入侵，在此情况下，可派战舰出击，作战时间以危险依然存在为限，或作战到邦联议会召开期间联邦决定的时间。建国一代普遍认为，对于确保年轻的美利坚联邦的健康和活力来说，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极为重要的。〔[31]〕Heller案的最终判决就是建立在对第二修正案文本结构的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六、不是结论的结论：自由的守护神 最高法院在Heller案中的核心立场是对第二修正案的恰当理解。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现今枪支的使用越来越多地与这一目标相抵牾。

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尽管它没有为Heller案应当如何判决提供具体指引，但仍然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先例。斯卡利亚和斯蒂文森对特定语词的语法分析和界定之间存在着极度的相互矛盾。

也就是说，第二修正案的目的就是为公民对抗政府权力提供一条最终的途径，因此，政府不应当解除人民的武装。没有人民的同意，这份宪法草案不过就是一份建议，就是没有任何的权威一纸空文。

这种法理学确保了这一权利的核心部分不受干涉，在一个安宁的社会秩序内最大化个人自由。同样地，发生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威士忌叛乱（1792－1794）最终也遭到了强力镇压。

两国宪法有关持枪权规定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公民自卫的手段，以及在有必要保持一支常备军期间，确保其不会对人民的自由构成威胁。（二）Heller案、暴政与起义 被制宪者视为关键的反抗暴政的权利——如果你愿意，也可称之为第二修正案的起义色彩——并没有迷失在法院和批评者的声音中。〔[172]〕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依据宪法建立联邦政府之后的事例。但不同于斯卡利亚的是，斯蒂文森将修正案的价值重心放在了序言性条款上。

列文森正确地指出，那些将国家定义为合法的暴力垄断者的韦伯主义者是影响深远的中央集权论者，这种论调明显不同于美国的政治传统。如同第四修正案所使用的那样，人民一词界定了免受政府无理搜查和缉拿权利的主体。

于是，拥枪派团体推出Heller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经过重重波折最终案件被送至联邦最高法院面前。〔[34]〕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斯卡利亚花费了大量笔墨（大约有40页）对历史上的事例和观点旁征博引，从革命前，到建国时代，再到内战前以至内战后的重建时期，不一而足。

判决中最容易产生争议的是所谓的传统的合法目的（traditionally lawful purpose）这个歧义丛生的条件。这看似是一个悖论，实则不然。

〔[199]〕因此，温克勒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各州宪法实践为检验合理规制提供了丰富基础。两方都提出了各自对修正案文本和结构的分析，并且都声称具有历史依据。对于他的文本语义分析，斯蒂文森最后总结道：当文本中的每个单词都得到全面理解，那么对第二修正案含义最自然的解读必然是保障人民在为管理良好的民兵服役的范围内使用和拥有武器的权利。因此，书面文字是与各种理解境遇相分离的，这就是文字文本的无助性。

事实上，武装暴动就是叛乱行为，因此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种观点源于他的一贯立场。

作为乔治·华盛顿政府的支持者，他对联邦宪法的偏见实际上在其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相当的修正。〔[130]〕进一步而言，效果与后果规则则意味着，如果依照语词的简单、字面含义进行解释没有任何效果，或产生了很荒谬的结果，那么解释者就应当在避免无意义和荒谬结果的限度内偏离这种被广泛接受的含义。

但实际上这种差异只存在于处于当代的我们的头脑中，因为在制宪者看来，他们不可能选择不能正确表达他们制宪意图的语言表述，对文本语义的正确解释就是在识别他们的意图，反过来说，也只有制宪者的意图才是文本用语所要表达的正常含义。同样地，斯蒂文森还对持有和携带武器（to keep and bear arms）这个词组进行了语义分析。